在关键时刻，总有一群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始终胸怀祖国和人民，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中国怎么办？他们勇立潮头、殚精竭虑，积极建言献策，让“发展高科技”从此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朱光亚等科学家对此建议也极力倡导。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由于促成这个计划“建议”的提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都发生在1986年3月，因而这个计划被命名为“863计划”。
1987年3月，“863计划”开始正式实施。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联合攻关，很快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实践充分证明，高科技是要不来、买不来的。而在“863”计划出台之前的一段时期，社会上曾有诸如“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这样的论调。
如何让中国真正拥有自己的高科技，掌握战略竞争的主动权？经历过“两弹一星”科研攻关的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对此十分关切。
“我心里急啊！”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彼时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几乎急得夜不能寐。
“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认为中国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在生前接受采访时，杨嘉墀曾表达了他的看法。
杨嘉墀是著名的航天专家，曾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实践1号”卫星以及“一箭三星”的研制和设计工作，尤其在卫星的自动控制方面，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3年，这位老人不再担任行政领导职务，从此他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世界，开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着重思考中国空间技术的前景及高技术的发展问题。
据杨嘉墀回忆，在各种讨论会上，他与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等科学家观点相近，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当时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年初的一个夜晚，陈芳允敲响了王大珩的家门。经过一番长谈，二人决定，由王大珩起草一份关于发展我国高技术项目的建议书。
熬夜工作，对于陈芳允和王大珩来说都不陌生。陈芳允是我国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系统就是由他主要负责研制的。
王大珩是我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决定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原子弹、导弹技术，王大珩担任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项目的总工程师，经过五年多努力获得成功，使我国光学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对祖国前途和命运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动着这些曾经立下不朽功勋的老科学家们，即便年事已高仍心系祖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
“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王大珩曾说，我们几个人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
这份建议书王大珩前后写了一个多月，修改整理了多遍，最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初稿。初稿写好后，王大珩当即交给陈芳允提意见，陈芳允在建议书中补充了高科技与国民经济的内容。随后，建议书分别送到了王淦昌和杨嘉墀的手上。
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淦昌就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从1961年至1978年，王淦昌为研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出于保密的需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隐姓埋名长达17年之久。
看过王大珩起草的建议书后，王淦昌和杨嘉墀表示完全赞同。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四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如今，当人们重读四位老科学家起草的初稿，许多重要的判断仍不过时。
“863”计划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出的一个以国家利益为目标的高技术发展计划，担负全局性的、中长期的、重大的战略任务，带动我国高技术研究领域实现由点到面、由跟踪到创新发展的跨越，已成为科技自强自立的一段重要历程，始终是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磅礴动力。
人们应当永远铭记，35年前的那个春天，四位胸怀国之大者的老科学家高瞻远瞩的重要建议。
